直认定，自己断送了前途不是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而是因为我的外叔祖父死在了他的手上，所以夏涛记恨他、故意跟他过不去，后来我外公得势后对他故意进行了打压——甚至在我上警院的第二年，听说他因病离世前，扣着氧气罩的口中还在对我的外公骂骂咧咧；而在我于整个警校的档案室里发现了当年的尘封往事，并且在回家之后从堆在杂物间里的大箱子中翻找到了外叔祖的那本日记，当年的事情便一一对应上来，于是在第二周的第一节刑侦课上，我借着那老厌物挑我毛病的机会故意跟他大吵了一架，把他当年的事情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全部抖搂了出来，并笑着讽刺道“以为只是一味地认证据就可以破案，那么挑大粪的也能当『神探』了”——当然，现在理性地想想，这句话是有些过火——在当时，这句话确实给老头气得半死，后来他用拐棍敲着警专训导处的办公桌，恶狠狠地说道“以后的刑侦课，要么没有我，要么没有姓何那小子，从此以后绝对不跟那小王八羔子同处一个屋檐下”。继而，当年为了照顾他的情绪，每次上刑侦课的时候，我都是在警专教官们的无奈默许下在操场上进行训练或者自由活动，但当年的刑侦课我还是靠着自学和死记硬背拿了个八十分。
不过从此，我对取证这个东西，便产生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情结：“唯证是信”的思想到现在还是警察系统中一个主流思想，哪怕胆大如夏雪平，我觉得她也经常会因为取证这一环节过于纠结；说实在的，我倒是真羡慕安保局那种“先斩后奏”的手段——无论证据是否确凿，只要有怀，先抓到手、审一番再说；但是很可惜，警察局并没有安全情治系统那样的特权，所以相较而言，我们这帮刑警的作为，可要束手束脚得多。
过分地拘泥于证据，我觉得不是好事——之前沈量才他们认定父亲就是杀了省厅那几个与桴鼓鸣案子有关的警察干部，不就是例子么？而且，证据这种东西，无论人证物证，总会出现新的，新的证据要么会辅助前证、要么推翻前证，从某种逻辑上来说，现在这一刻所发现的、拥有的证据，都是不确定的、都是薛定谔的猫，而只有当案情的真相被发现的时候，这种不确定性，才会对“辅助”和“推翻”、对“有用”或“无用”之中的一个方向进行坍塌。
与其在取证论证上纠结，倒不如，去案发现场看看。看看有没有可能，在当时的情况下，探寻一下罪犯的犯罪动机、并且去按照逻辑反推谁最有可能是真凶。
——这便是我一定要去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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